其二、明确指出《易》有四种构成要素：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”，即从“辞”、“变”、“象”和“占”四方面确立了《易》为圣人之道，这是对圣人的言行准则的认识；而且从此以后，整个《易》学史的流变，直至清代分为“两派六宗”，追根溯源，正是孔子所揭示的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”！这“四焉”可不可以称之为《易》学的“四柱”呢！

“以制器者尚其象”也可以解释为“依象制器”，可不可以将此视为近代“仿生学”理论在两千多年前的开篇之言呢! [注：清代易学流派分为两派六宗。两派指象数派和义理派；六宗指占卜宗、禨祥宗、造化宗、老庄宗、儒理宗和史事宗。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，前三宗归属于象数派，后三宗归属于义理派]

其三、推动《易》学从神秘性文化向智慧性文化转化和发展,奠定了义理(德义)《易》学的基础。孔子推动《易》学从巫觋文化和术数文化的土壤中脱胎出来：一是将占筮文化外在性求知人的命运，祈求鬼神庇护，转向为内在性修持人的德行，即从迷信转向“德义”。二是⑴过滤和淡化占筮文化中虚幻和非理性的因素，向清明和智慧的理性提升，即由“卜筮之繁”转向“智谋之用”。⑵他的“顺于天地之心，此胃(谓)《易》道”，就能“不卜不筮，而知吉与凶”，荀子表述为“善为易者不占”，进而成为儒学的主流传统。

其四、开辟出《易》学文化的新途径。孔子将此前的占筮，概括为巫之筮和史之筮，并揭示巫之筮的特点和局限是“幽赞”或“赞”，而史之筮则是“明数”或“数”。孔子从德义的角度对《易》进行了新的诠释，超越了史巫。

其五、最重要的是确立了“易道”，即“天人之道”。这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最核心的内容、最根本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，也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！正如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、资深哲学家杨超先生(1911——2007)所言,此后两千多年，《周易》始终稳居于中国学术的核心地位，并且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，成为各个朝代我国知识分子的“哲学教科书”；并且深入民间，深入人心，影响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(《杨超对易经和道德经的哲学思考》)不言而喻，这是孔子对《易》学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最大贡献。

将上述资料相互对照，可以认为，孔子义理《易》学的核心（“易道”）思想已经形成，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历，动笔写《易大传》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。

要指出，孔子这种学习、继承，并且超越史巫的思路与实践，即便在今天，也具有普遍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。

直至唐代，对孔子著《易大传》之说并无异议。后世的学者们也多持这种认识，如：

1、孙星衍(1753——1818)《周易集解》明确指出，十翼为孔子所著：“易者，出于河图。河图者，八卦也。重之为六十四者伏羲。……卦之始，有象无字。文王名之，又为之卦辞，曰周易。……孔子作十翼。各经亦曰传。”

2、尚秉和（1870——1950）《周易尚氏学》对画卦者、卦爻辞作者和《易传》的作者，基本采用旧说。在“总论”第三论讲：“伏羲既画卦，必更有书申明其义。……后人谓黄帝始造字，伏羲只画卦无文字者，谬也。”第四论关于《周易》作者。尚先生讲：“……故夫《周易》卦爻辞纯为文王一人所作，其欲加入周公者，毫无根据，不可信也。”第六论关于《十翼》作者。他讲：“……故《十翼》非孔子不能为，不敢为，而记录《十翼》者，则孔子之门人也。”

3、杜明通（1900——1995）在《周易实用讲义》中有“作易三圣”和“演易三圣”的提法。“作易三圣”“第一个是伏羲画卦，第二个是文王演卦，第三个是孔子作传”；“演易三圣”是文王、周公和孔子。文王为六十四卦定名和作卦辞，周公作爻辞，孔子作《易大传》。他讲，概而言之，“一部《易经》，便是（由）伏羲的卦、文王的卦辞、周公的爻辞、孔子的传（十翼）组成（的）。”